【经典悦读】刘广宇：不可或缺的人类学常识

落落大方 · 发表于 2014-6-26 09:07:07

在一个以工科为主的综合型大学里掀起阅读人文社科“经典”的热潮，这是一桩善莫大焉的事。匆忙一瞥，所列96种图书几乎涵盖了人文社科所有大类科目，这当中自然有人类学。但一本《乡土中国》是难以承载人类学常识的重量的。而且，它还经常被社会学所“盗用”。从中国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来看，人类学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
首先，人类学一传入中国，基本上就被“社会学化”了。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经常被国内学界称誉为人类学的中国转向——即从对边缘部落的研究转向了对中心社区的研究。因而，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杰出成果也往往被一本《乡土中国》所代表了。
其次，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被边缘化也与其社会时代的遭遇密切相关。一部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史，让那些以边缘部落或少数民族族群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很难成为关注的焦点。
再次，建国后，由于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前苏联学派学术及政治模式的影响，人类学被民族学所取代，使其成为民族学下辖的二级学科。
毋庸置疑，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乃至民俗学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而且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几乎贯穿在所有这些科目的研究之中。
那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它对我们究竟有何种意义呢？打开罗伯特·F·墨菲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我们自然会对此有一个初步而了解和理解。
为何不是泰勒的《原始文化》，它对文化的定义一直被沿用至今；为何不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它对亲属制度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成书；为何不是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它直接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转向；为何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4卷），它让结构主义成为风靡世界的显学；而为何不是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阐释》，它的“深描”概念几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手中的利器。
毫无疑问，以上所列大家论著均已成为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其“深”与“专”往往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望其项背。也正因为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本浅显易懂，且能激发起我们对人类学产生热爱的入门书籍就弥足珍贵了。于是，在通常情况下，选择一本好的教材就成为我们的不二法宝。墨菲的《引论》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简要介绍人类学领域的优秀之作，并没有收入过多繁复的事实，但与其他很多教科书比起来，它充分展现了人类学曲折有致的思维。”（托马斯-基弗荐语）
简略地说，人类学有四大主要的分支学科。它们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显然，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人类学研究者来说，文化人类学不仅是最普遍、最基础的分支学科，而且也是人类学与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各种思潮最能形成互动的分支科学。这也就是人们一提到人类学就自然会用文化人类学去涵盖的根本原因。墨菲的《引论》就是这样一本书：“本书将人类学的魅力展现为既是对遥远人群别样生活的探究，又直面探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本既适合专业学生也适合一般读者的引人入胜之作。”（英文版出版者荐语）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其特殊的发生学意义来自我们对人类源头的追踪，同时，这样一种对源头的追踪又紧紧与“欧洲中心论”密切相关。这既是一段绕不开的“耻辱史”，也是一段人们试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回应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即在一个时期内，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目光集中在那些远离中心的边缘族群与社区——“在此情形下就是一种文明的整体。”正是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人类学知识框架的宏博性，它几乎囊括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就像墨菲《引论》中所显示的那样——文化与人类境况、社会系统、婚姻与家庭、亲属网络、生态学与经济、秩序与权威、宗教、田野工作等等。
难道我们真的就会被它的包罗万象所淹没吗？其实，墨菲《引论》“首尾”篇章的设计，就已为我们指点了迷津。它有力地回答了人类学学科存在的价值、意义与特色。
把人类学与文化及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表面上看有点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这是因为，在一般常识中，文化常常被知识、思想、信仰、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沉淀物等所占用。而在一个“文化”满天飞的情况下，它的浅表化与标签化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幅这样认知图景：文化离我们很近，而人类学离我们却很远。但试想一想，除了人类学，文化还能是哪个学科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呢？同时，近现代以来的哪个学科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能超过人类学呢？基于此，我们才可以这样说，获取人类学常识，本质上就是获取有关人类文化的常识。而“探寻人类文化的异与同”这正是人类学所一直致力的伟大事业——“人类学交给我们如何理解异族文化和不同社会的内在逻辑。……对人类文化及其运行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对社会世界的外在约束的探险，并探索我们自己。”（《引论》：导言11-19）
从泰勒《原始文化》开始，“文化”就被纳入到一个学科的庞大系统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时，关于文化的定义就多达160多种。从墨菲《引论》的“文化与人类境况”中，我们大略能清晰地认识到关于文化的几个最富价值的判断与陈述。
首先，他从本性与教养的辨析入手，阐明了普遍性与差异性的问题：“人类的人格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某种环境中的经历、学习和社会化产物，但各种环境也有相似之处，藉此即可说明人类的统一性。”在此，他严正地驳斥了“种族论”试图以“基因”或“天性”来解释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性等。
其次，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制约：“文化并不植根于绝对之中，它们是人类行动和思想的产物，亦即人造物。文化及其符号既不是上帝所赐也不是自然给予，它们是人工的、人为设计的、可变化的。”……但“社会的人们据此生活并通过社会化将其在代际传递。”
再次，“文化规范性和调节性的作用——其作为道德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因为文化也是所有知识、信念和生存技能的百科全书。……所有这些都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于构造关于宇宙和居住于其中的人类相一致观点的手段。正是通过这样的解释性框架，不同文化的人们将意义和目的附着于自己的生命之上。”因而，不论是代际间的文化“濡化”，还是族群间的文化“涵化”，我们都是通过对其意义的探寻与获取来完成的，并由此凸显了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引领作用。
第四，文化是相对的。这种相对论在墨菲看来“是人类学对20世纪思想最为重要、最富争议的贡献之一。”所谓最为重要是指，我们要正视并尊重每一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破除欧洲中心论以及一切文化沙文主义；而所谓最富争议则是指，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目前仍留存于少数族群中的某些“非人性”因素，当然，更有甚者，一些极端主义者正是以“文化相对性”为幌子在自己的辖区内实施非人道的统治等。对此，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曾提出这样一种调和的观点，即所谓文化相对性，应该从方法论与本质论两个方面来给予正确认识——方法上的相对论与本质上的普适性。
第五，“其实文化是组合起来的。绝大多数文化90%的内容是通过借用和模仿，从另外的社会中获得。”在此，墨菲引用了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百分之百的美国人”——“黎明时发现这位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睡在中东图案的床上，穿着东印度来的睡衣。他看看自己的钟，这是中世纪发明的设备，然后去浴室……可是他在那里发现了罗马样式的浴缸和马桶，照照镜子（是古埃及的），用肥皂（这是古代高卢人发明的）洗洗脸，用土耳其毛巾擦干脸，然后穿上合适的外套，这件外套可一直追溯到早起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蹬上古希腊风格的靴子。到了厨房后，倒上一杯咖啡，这种豆子是阿拉伯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发现的，点上一支雪茄，这种习惯是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礼物（或报复）……”，较为充分地说明了“人类的进步是过去和现在所有社会的创造，所有文化均是混血儿。”因此，文化的全人类性，再次验证了民族、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均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只有建立在平等相待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才能让我们在共享人类文化成果的时候，充分感受到人类的和谐与文明而不是某种掠夺与罪恶。
以上仅是简要梳理了《引论》开首篇章中关于文化观念的主要论述，而墨菲在《引论》篇尾部分以专章写出的“田野工作”则为我们传递出人类学对于20世纪以来的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所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民族志”方法的诞生与运用。
我们知道，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研究方法大致不外这样几种：一是文献综述法，其主旨在于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及意义的阐释，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论题创新性等；二、比较研究法，其主旨在于将所研究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交叉领域与议题之中，使研究论题不仅在差异性中得以彰显，而且也在同一性上为人类知识的构建积淀能量；三、文本分析法，其主旨在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集中化的处理，它从文本出发，但却将问题扩散至广大，或者说，它从广大的意识领域内敛至文本本身；四、调查法，其主旨在于通过各种形式（定性与定量）的调查，获得对论题假设的验证，以及从这些调查中产生出更加新型的问题等。
民族志从广义来说，就属于调查法，只是因为它的出现使调查法越来越成为一种既具有自身特色，又具有包容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
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此就不展开对民族志方法中那些技术性要件的陈述。就实质而言，这样一种方法永远是一种向下看的视角，或者说它总是从最下层，也即，总是从最广大层面来展开问题探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深入性展开研究，同时，也帮助研究者自身不断从被研究对象那里获取一种研究动力。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丰富着人类学研究主题的内涵——以人身体力行的方式去研究现实中的人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以所谓无立场的态度去研究抽象的人。而这也是它区别其他一切方法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一种整体的互有关联性的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对边缘及小社区的研究而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各种领域，只不过如《引论》中所揭示的那样，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人类学总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一些特殊的领地与研究主题——对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与结构；婚姻与家庭中的亲属网络；权威与秩序中的种族、种性及阶级基础；经济研究中的非市场因素；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仪式与萨满文化等。
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奥莫亨德罗曾经说过：“无论从事哪种行当，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总能对你有所帮助。”——而墨菲的《引论》就是这样一本能让你自然且若有所思地进入人类学殿堂的经典性“常识”读物。

作者简介：
刘广宇，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与传播、乡村文化与传播、纪录片创作与理论研究等；撰写《性之于电影：观念及其表达》、《沉重的影像与自由的书写——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精神素描》、《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纪录片“问题意识”之我见》等论文五十余篇；参与创作《四川人在西藏》（十集系列纪录片）、《重庆往事》（60集大型文化纪实节目）、《高原风-川藏情》（电视新闻系列报道）、《棒棒语录》（纪录片指导教师）等电视片百余部集；主持《觉颂——记四川省石棉县蟹螺堡子“环山鸡节”》、《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等国家、省部级及其他课题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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